破“减负”难题,做教育改革先行者

2020-01-10

  教育“减负”是个老话题。1985年至今,中央下达“减负令”50余次。2018年12月,教育部出台“减负30条”;2019年9月,上海颁布中小学减负增效实施意见,明确要求严控课时总量、不拔高教学要求、不赶超教学进度。决心力度,可谓空前。

  然而根据2019年一所本市某实验性示范性高中抽样调查显示,68.14%的新生来自民办或名牌公办初中,初三时每周参加1个以上校外辅导班的占84.56%,3个以上占61.28%,5个以上占26.51%。如果说临近中考补课尚可理解,减负政策的重点区――小学一二年级,反而是校外培训机构开班最多、报班最难的阶段。父母不识“学而思”,只缘对娃“不上心”。在高难度自招考、中考分流率超1/3的情况下,焦虑层层传导,公办减负冲民办、校内减负校外补,已成为大部分沪上家庭的共识。共识代价,则是孩子疲于奔命、被迫填鸭,心理问题屡见不鲜。“减负”之路,依然漫漫。

  我们深感,今天再议“减负”,必须将这个话题放在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的高度来认识。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要健全立德树人落实机制,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课时、作业只是负担的外在表现,如果课堂形式、教育方法、考试招录制度和对学生、学校评价方式不变,大家依然会在追求分数、升学率的道路上越陷越深。比起单纯课业减负,我们更呼唤减去学生、家长、学校心理之“负”,面向未来,以公平为基,激发学习内生动力,重塑全社会的成才观。

  为此,在基础教育阶段,建议从三方面入手:

  一、办好每所“家门口的学校”。基础教育阶段,优质均衡是必然追求。上海中小学有“高峰”亦有“平原”,择校焦虑由此产生。现在推进集团化、学区化办学,起到一定效果,但总体而言,均衡的意愿和力度还远远不够。日本中小学有“教师轮换制”,公办教师在同一学校连续工作不得超过5年,确保了学校间差距很小。在上海,有没有在同一集团、学区内推行的可能?这需要从全市学校行政级别、教师职数额度配置、管理权上通盘考虑,短时间内,可从校长强制轮岗开始,逐步理顺体制机制,盘活优质教育资源,切实办好每所“家门口的学校”。

  二、变革教育教学方式。如今,科技,特别是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正催逼一场从教学方式到教育目标的深刻变革。在可预见的未来,大量工作被AI替代,今后社会需要的人才必然是善于合作、独立思考,富有想象力与创造力。学生成为个性化、项目化、开放式学习的主导者,自主选择下,“负担”成为乐趣。学校更重要的价值,是通过环境创设,引导学生学会学习、健全人格。直面趋势,上海要争做中国教育改革的排头兵、先行者,主动转变课堂教学、考试招录方式,从以教师为中心的知识灌输转化为以学生为中心的能力培养,为学生、家长、学校定调、定向、定心;要发挥好校外培训机构正能量,禁止培训机构纯文化课授课资格,提倡艺术、体育、科学等兴趣类多元供给。这是一种价值判断,意义深远。

  三、重塑社会成才观。我们呼唤“适合的就是最好的”的成才观,这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现在千军万马挤独木桥,说到底,争做“人上人”、恐为“人下人”。职业分层在收入、认同上的巨大差异,是教育负担的本质来源。教育理应帮助每个人成就更好的自己,为不同学生提供开发潜能、寻找志趣机会,前提是社会为各种选择留有尊严的一席之地。建议上海先行先试,在人事、劳动、分配制度和社会评价体系上,营造有利于各行各业人才成长的土壤。融合基于认知的学历资格和基于技能的职业资格,实现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等值,加速学历社会向资格社会转型。从根本上解决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教育困境,为上海建设卓越全球城市提供强有力的人力资源支撑。社会普遍认同“行行建功、处处立业”是“减负”的终极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