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上海基础教育领域“名校长”传承问题的建议

　　人力资源建设是城市发展最重要的基础之一。上海的基础教育承担着从优秀走向卓越的历史使命，基础教育学校的校长队伍就是目标实现的重要保障。作为以基础教育为主要界别之一的民主促进会，在近现代教育史上曾经出现过众多具有影响力的名校长。在新时代基础教育发展规划时，“名校长”传统的继承也成为突出的话题。

　　一、本市基础教育领域名校长传承环境分析

　　1.已经具备较好的政策发展环境。2018年2月，教育部等五部门印发《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2018―2022年）》，提出了“实施中小学名师名校长领航工程，培养造就一批具有较大社会影响力、能够在基础教育领域发挥示范引领作用的领军人才。” 2018年7月,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政府推出第四期“上海市普教系统名校长名师培养工程”，重点为“完善基础教育校长和教师专业发展机制。深化中小学校长职级制度改革，完善评聘标准和办法。动态调整特级校长、特级教师评聘比例，促进特级校长、特级教师流动”。同年教师节前夕，市委市府联合发布《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实施意见》，要求到2022年，造就一批全国知名的名校长、名教师和教育家以及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高层次教育人才；到2035年，上海教育体系成为世界一流人才集聚地和全球高峰人才成长地。

　　2.“名校长”传承项目进展有限。民进市委课题组通过问卷调查的多种渠道，了解到当前基础教育阶段的名校长传承活动进展，与社会发展和大众诉求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名校长刘京海、倪谷音、冯恩洪、仇忠海等，具备先进教育理念，科学管理经验，提炼出的“成功教育”“愉快教育”“个性+特长”等特色教育，在全国基础教育界有广泛影响。当代“特级校长”数量不少，但具有全国行业影响的者阙如。二是进入新世纪以后，传统名校长基本退休，新一代校长们面对的是在数字化时代出生的中小学生，仅靠传统经验难以应对当代社会环境，从积累经验到获得新的专业工作规律，不仅需要有主动精神，还需要一定的实践积累，这是各行各业共同面临的社会性课题。三是现行教师管理机制对校长的流动性具有相当的制约因素。长三角协同发展的宏观背景下，相关的具体政策、文件尚未出台，部分不合时宜的条文,如地方人力资源保护政策等，对具备“名校长”发展潜力的专业人才自由流动，自主寻求发展空间还是一定的障碍。

　　二、推进“名校长”传承项目的建议

　　新时代的上海基础教育领域，面临着数字化社会带来的全新挑战，需要教育领域工作者上下一心，共同探索创新发展之路，“名校长”传承项目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抓手，成为基础教育改革进入深水区的导引方式。建议如下：

　　1.坚持专业标准的同时不拘一格选人才。中小学校一般规模有限，在当代特定社会背景下，机构行政级别相对较低，也影响了校长薪资等各种报酬标准，成为校长职务岗位标准制定的一个制约因素。因此，在坚持专业化管理标准的同时，更要为具备教育管理发展潜力的优秀校长提供足够的发展空间，为“名校长”成长提供实际支持。如宽松的管理制度倾斜，优先的教学资源供给，年薪制等的特定物质激励，等等。根据三到五年的实际业绩，给与相应的奖励，如终身校长荣誉等。

　　2.在基础教育领域的立法与落实过程中为“名校长”提供“教育特区”。高度行政化的基础教育管理机制，对于社会教育公平的实施起了突出的效用。而对于有着明显个性化发展特点的“名校长”苗子而言，则是一种无形的环境压制，这是近二十年来“名校长”难以出现的重要因素。建议本市各区分别选择若干私立学校，或个别公立中小学探索建设“教育特区”，为潜在的“名校长”们，放开机制管束，让他们在国家宏观政策许可的范围自由探索。在教育探索特区中，管理部门的关注重心是允许探索失败，但不可享受政策而无所作为。

　　3.“名校长”传承项目需要适应数字化社会和信息化时代的潮流。既要注意前辈的传统继承，更要适应当代社会的大趋势。在关心学生身心健康，关注与培育学生的不同发展需求方面，前辈名校长大多有着丰富经验和管理理念，可以在“教育特区”中发挥余热，为后辈提供相关指导。同时更要鼓励青年校长熟悉数字信息技术，了解新媒体在社会大众，尤其是少年儿童生活成长中的重要地位。新媒体潮流的未来趋势尚不明朗，但对于中小学生基础教育领域的颠覆性影响，将会很快显现出来。要鼓励“教育特区”的“名校长”拓展国际视野，了解当代世界基础教育研究的前沿发展，为上海，乃至全国的中小学基础教育管理，走出新路，造就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