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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林汉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扫盲工作


发布时间:2020-06-04

  林汉达先生(1900—1972年)是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创始人之一,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教育家、翻译家。他从20世纪20年代起即从事研究和写作,先后编写出版了《上下五千年》《中国拼音文字的出路》《向传统教育挑战》《高中标准英语读本》等著述,涉及面广,颇有影响。在这些荣誉与成果背后,体现的是他一生为中国的教育发展事业不断思索、寻找出路的执著和坚韧。

  今年恰逢林汉达先生诞辰120周年,我们特别分享这篇旧文,重温先生为群众教育事业奉献心血的风采。

  汉达先生从事群众教育工作,说来有历史渊源。20世纪30年代,他在美国科罗拉多州州立大学研究院就读的就是民众教育系,获博士学位。1947年6月,他来到东北解放区,任辽北省教育厅厅长,曾在双辽、通辽、法库、新立屯、洮安、阜新等十多个县的农村,做过农民教育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当过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后改名工农教育司)司长、中央扫盲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副部长,主要职责是开展全国的工农群众教育,从识字、学文化做起,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

  扫盲要认汉字。作为语言学家兼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的汉达先生,在推广普通话、简化汉字上做了大量的工作。为解决扫盲先认哪些字的问题,1952年教育部公布了1500个汉字常用字表,以备编写识字课本用。他利用各种场合热情推动汉字简化,有时以自己姓名的三个字为例,说明简化的好处:“林汉达三个字,繁体字一共34笔,而简化字(包括简化写法)则只需14笔。”他说推广简化字,能解决广大工农群众认字难、写字难的问题,功德无量。他还为制定国语拼音文字作出了贡献。

  1951年,西南军区某部文化教员祁建华创造了“速成识字法”。教学分三步:先学注音符号和拼音,掌握识字的“拐棍”;然后突击认字,先求会认、会讲,不求会写、会用;最后开展阅读、写字、写话活动,巩固提高。文盲战士集中突击学习半个月,就能认识150个字,读下部队的小学课本。汉达先生认为可找到了识字的“捷径”,便以巨大的热情亲自推动、指导“速成识字法”在工人、农民中进行实验。在重庆、天津等地的工人中实验成功了。在北京东郊高碑店村青年农民中实验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26名青年文盲,1951年冬季集中突击学习164个小时,大都能认识1600多字。于是1952年便在全国工农群众中推广用“速成识字法”扫盲。推广这个方法,要先培训教师。当时,我在北京市教育局工作,便向他求援。汉达先生慨然应允,亲自去讲课。培训班就在崇文门内汇文中学的大操场上开班,学生们自带小板凳,有的席地而坐。先生生动详尽地介绍“速成识字法”的教学方法和要掌握的要领,学员们深受鼓舞和教益。先生讲评操浙江镇海的宁波腔,虽然极力用普通话讲,许多学员有时仍然听不懂,就让坐在他身边的人加以“翻译”,先生便借此机会再次说明推广普通话之重要与迫切。“速成识字法”的推行,适应了当家做主人之后急迫要求摘掉文盲帽子的工农群众的愿望,大大激发了学习积极性,在各地迅速形成了识字学文化的高潮,扫除了一批批文盲。我在北京郊区遇到一些乡社干部,他们提起当年,常自豪地说:“我就是速成班毕业的!”

  中央人民政府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成立于1952年11月。领导班子很强:主任是德高望重的楚图南先生,副主任是李昌(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林汉达和祁建华。扫盲工作委员会仅存在两年,于1954年11月又合并于教育部。这两年里,扎实地做了不少工作,如召开了全国第一次扫盲工作会议;规定了扫盲标准和扫盲毕业考试办法;对扫盲冒进现象进行整顿;在冬学结束后,推动农村办常年民校;出版《扫盲通讯》和识字教材等等。这些工作为日后大规模开展扫盲工作积累了经验,打下了基础。这些工作,在集体领导中都凝聚着民众教育专家汉达先生的智慧与心血。

  值此汉达先生百年诞辰之际,可以告慰于先生的是,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艰苦奋斗,很快将实现全国基本普及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先辈们为完成这一历史任务所付出的辛劳,做出的业绩,将永远铭记在亿万人民的心中,并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史册。

(本文原载《民主》杂志2000年2期,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