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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民进会员在全国两会的提案和建议(二)
2018年3月9日
    

关于尽快将0-3岁婴幼儿托育服务纳入政府监管体系的建议

胡卫 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中央委员、上海市委专职副主委,上海市中华职教社专职副主任

  0-3岁是人生的起点,也是终身学习的开端。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抽样调查数据,2016年全年出生人口1786万人,其中二孩比重超过45%,整体出生人口比“十二五”年均增加了140万人。在“二孩”政策的激励下,未来几年将是我们又一个出生人口高峰期。根据国家卫计委2015年生育意愿调查,由于经济负担、无人看护而不愿生育第二个孩子的比例分别占到74.5%和60.5%。“养不起”,“没人带”成为影响家庭生育的主要原因。有调查统计,74.2%的职工家庭希望孩子入托,“增进交往”、“培养习惯”、“家庭无人照护”成为人们希望孩子入托的主要原因。同时,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对早期教育的关注,人们对0-3岁的保育教育需求逐渐提高,越来越多的家庭希望3岁以下的孩子获得专业的保育和服务,而不再满足于将孩子留在家庭中由祖辈看护。

  在出生人口显著增加、家庭入托需求普遍较高的双重影响下,0-3岁婴幼儿早期托育问题逐步显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社会保育资源严重不足。我国现有满足0-3岁婴幼儿入托需求的社会保育资源严重不足。2016年全国卫计委对10个城市的抽样调查发现,目前0-1岁有1.8%,1-2岁有1.5%,2-3岁有7%的婴幼儿在托育机构中。

  二是托育供给服务结构失衡。一方面,现有的公办托育中心总体数量较少,且大部分针对2-3岁的儿童,难以满足0-3岁阶段的全部婴幼儿入托需求。而另一方面,市场上绝大部分的早教机构都是独立经营的咨询或服务公司,均属商业性质,缺失教育部门监管,导致托育质量参差不齐,要么托费较高,要么规范难以保障。

  三是托育服务性质存在争议。我国的学前教育是整体教育中的短板,而0-3岁又是短板中的短板。对于0-3岁的托育,长期以来都是家庭式养育为主。当托育变成一种社会需求之后,其究竟是教育性质,还是服务性质,就影响到对其的监管定位。近年来,早期教育强调得更多一些,但是对托育的属性尚未达成共识。

  四是托育监管缺位较为严重。目前,我国各地的托幼机构,不少处于无照经营状态,处于监管的灰色地带。以上海为例,截止2017年,上海存在的托育服务模式,包括集体办的托儿所、自负盈亏的公助民办非企业、公办早教指导中心、民办幼儿园托班、企业自办托育机构,私立培训机构和早教中心、家庭式托育点等,监管部门则有教育局、工商局、妇联等不同的部门,容易造成托育服务标准不一、质量难以保证。

  鉴于我国正面临又一个人口生育高峰,如何改善当前的托育服务现状,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入托需求,已成为当前急需解决的重大社会民生问题,为此建议。

  1.建立以政府为责任主体的托育管理体系。儿童托育是家庭和社会共同关切的民生大事,政府应该承担发展婴幼儿托育公共服务的主体责任,成为0-3岁托育服务的监管主体。要及早完善相关政策法规,尽快将托育服务纳入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中,形成托幼一体化的服务体系。将0-3岁托育纳入教育部门的监管范围内,在教育系统内设立主管0-3岁托育服务的部门,负责管理、监督、评估和指导的工作。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统筹人社、民政、卫生、工商、财政等不同行政部门在0-3岁托育工作中的具体职责。

  2.制定以规范为底线的托育行业标准。要规范托育服务行为,需要有统一的、规范化的行业标准。建议由政府主管部门制定0-3岁托育行业标准。0-3岁婴幼儿发展的特殊性,对托育服务机构提出了更高的专业性、技术性要求。国家要重视0-3岁托育服务问题,需要对场地条件、设施设备、安全卫生、人员资质等提出基本的设置指标和行业标准,各地方政府要结合区域特点,指定具体、量化的行业标准和实施细则,对托育机构选址、功能设置、安全设施、班级规模、人员配置等提出具体设置要求。

  3.完善以多元为导向的市场参与格局。婴幼儿照护和养育是家庭和社会的共同责任,需要集聚全社会的力量共同参与进来。要积极创造有利条件,鼓励发展普惠性的托育服务事业,统筹城乡资料,积极推进公办和民办托育机构多元发展,鼓励现有幼儿园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增设托管班,鼓励获得相关资质和符合专业标准的大中型企业、社区街道、个人,开办托育机构。通过公办、公办民营、民办公助等多种模式,构建多种形式并存、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托育供给体系。

  4.实施与民办教育相适应的分类管理机制。在新的《民办教育促进法》指引下,对0-3岁婴幼儿托育服务机构按照营利与非营利,实施分类管理。对于非幼儿园的托育机构的审批,属于非营利性的,经教育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可以按照行业设置标准,递交资质材料,实行事业或民办非企业注册;属于营利性质的托育机构,向所辖工商部门申请注册登记,同时向教育部门备案,执行行业准入标准,符合行业设置要求后,方可正式运营。

关于减轻中小学课业负担的几点建议

戴立益 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中央委员、上海市委副主委,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兼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集团主任

  必要的课业压力对于学生是不可或缺的,它是学生自身角色的要求,也是学会学习与生存的基础;但过重的课业负担不仅损害着学生身心健康,而且扼杀了学生的创造力和对未来的美好期待。造成学生负担过重表现上是教育问题,实际上是社会问题:

  1.来自于简单而低水平的重复训练。相当一部分作业缺乏综合性和趣味性,作业设计中仍然存在着大量的低水平重复训练的现象。

  2.来自于缺乏有针对性的强化与自由想象。教师习惯于把学生的学习时间进行精细规划,但缺乏对学生自身个性特点的研究,特别是缺乏学生认知特点的分析。统一作业缺乏针对性,导致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说只是重复强化,缺乏挑战性的作业难以激发学生学习的内驱力。而造成这一现状的根本原因是教师自身专业素养和专业精神都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

  3.来自于家长的额外要求。考试竞争引发家长们的过度焦虑,很多家长把学业成绩优势归因于各种补习与训练,他们以过高的期望、让学生参加各种辅导班、购买大量教辅资料等方式,不惜代价增加学生的课业负担。

  4.来自于现有的招生考试制度、劳动人事制度、社会的人才观和就业观等。教育作为手段与工具价值在实现个体教育培养目标方面路径基本是:高考遴选学生接受高等教育,接受高等教育获得社会认可的学历,社会认可的学历找到好工作,好工作获得较高的收入、较高的社会地位、较好的生活。在这条路径下,环环相扣的各种问题和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学生负担。

  5.来自于校外各种培训机构的“绑架”。某些教育培训机构在经济利益驱动下,利用设置灵活、授课多样、宣传广泛,误导了广大的家长和学生,加剧了学生和家长盲目择校的冲动,形成一种剧场效应。

  减负呼唤政府、学校、家庭和社会对教育价值的重新审视,减负需要人才选拔与考试评价机制的变革,减负需要社会诚信体系和监管机制的健全与完善。减负是一项系统工程,为此建议:

  1.重视师范教育,让教师成为有尊严的职业。吸引最优秀的学生报考师范院校,加大力度推进师范院校教育教学改革,让高淘汰率在师范院校率先推行,完善教师资格考试,让真正胜任教师岗位的人担当重任。

  2.关注核心素养,让学校焕发生命活力。“教育是人的灵魂的教育,而非理智知识和认识的堆积”,学校要开发多样化的课程供学生自主选择,在相对自由的环境中让每个受教育者都能够主动地、最大限度地发展自己天赋,培育学生思维能力、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合作精神等关键能力与必备品质。

  3.运行信息技术,让个性化学习与指导成为可能。教师要从关注学习成绩本身转向关注学生学习的全过程,通过大数据采集与分析,了解学生成长经历、知识基础、认知特点,从而进行个性化的指导和精准助学。尝试建构课业负担检测预报模型,实行基于事实的时时跟进检测制度,提高减负的效果。

  4.倡导社会诚信,让高考改革走得更快、更远。高考改革不仅需要高校率先提出自己的人才选拔标准,而且需要社会各个方面以一种诚信对学生做出可信赖的评价。高考应关注学生的个性爱好特长、语言表达、运动技能、心理健康等等,让孩子们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学校,也为不同个性的孩子提供不同的发展途径。

  5.推行负面清单,让民非教育培训机构走向规范有序。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通过合力统整,就民非教育培训机构设置、举办者和办学者的从业资格、自由教师身份认定与从教资格考核、盈利收入与有关租借场地的公司分配取利等内容建立负面清单,从源头上遏制和堵住乱办班和乱办学的问题。

呼吁对作家稿酬免税

潘向黎 全国人大代表,民进中央委员、上海市委副主委,《文汇报》社特聘首席编辑

  作家、翻译家的稿酬近年来有了一定幅度提高,逐渐趋于合理,但他们的获得感与幸福度提升不够明显,主要原因是对作家稿酬的税收起征点38年未变,一直是800元起征,且税率过高,完全没有考虑到文学创作的巨大投入与获得稿酬的特点——作家、翻译家往往“十年磨一剑”,而一朝获酬,按一次的收入征税,非常不合理,因此切实提高作家稿酬还差最后一公里。

  为此建议:在新时代的背景下,从建设文化强国的高度,对作家、翻译家的稿酬实行免税政策,增加他们的获得感和职业荣誉感,使他们更好安心创作,助推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大师与文学生力军的涌现。

  在全网络、数字化的环境下,要重视作家、翻译家的维权新问题,要有新办法,急需在原有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法规中增加新的条款,加大对作品剽窃、任意使用电子版、使用而不付酬、不署名等现象的处罚力度,切实维护作家、翻译家的合法权益。

将老年教育纳入基本公共教育范畴

倪闽景 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中央委员、上海市委常委,上海市教委副主任

  当前我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60岁以上老年人口超过2.2亿,预计2020年老年人口将达到2.43亿,增长速度比其他国家快1.5倍。我国老年教育经历了30多年的发展历程,目前各级各类老年大学和老年学校已达5.97万所,在校学员超过700万人,入学率约为3%左右,但远远不能满足老年人对学习的需要,“一座难求”的现象比较突出。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印发老年教育发展规划(2016—2020年)的通知》(以下简称《规划》)。明确提出“到2020年,以各种形式经常性参与教育活动的老年人占老年人口总数的比例达到20%以上”,完成这个目标困难巨大。

  《规划》下发后,大部分省市出台了相应的地方性老年教育规划或实施意见,对推动各地老年教育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但要将各项任务真正落到实处,还存在着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老年教育的发展还不平衡。从人群来看,老干部大学发展比较快,参与学习的人数多,其他老年大学面向社会的开放程度还不高,能够参与学习的老年人群还不多;从区域来看,东部地区发展快,西部地区相对滞缓,华东地区占三分之二,其他地区占三分之一;从分布来看,大城市发展较快,农村很少或基本没有。

  二是老年教育发展的政策还不配套。老年教育作为一项从无到有的新事业,相应的工作机制和政策措施不健全,如老年教育机构属性(特别是乡镇老年学校)、工作人员的单位属性尚不明确,教育经费渠道不畅通等。

  三是老年教育社会化程度还不高。推进老年教育需要全社会(各级各类学校、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的共同参与。目前,老年教育虽然已经纳入终身教育体系,但是在吸引全社会参与老年教育,发挥社会资源优势,为老年教育提供多元的学习途径和学习内容等方面还有很大空间。

  四是对于老年教育的观念有偏差。科学表明,老年教育有助于延长老年人的健康寿命,从而大大减轻家庭和社会的负担。同时由于人均期望寿命延长,老年人有着黄金十年的低龄老年期,通过再学习对社会可以发挥很大作用。

  老年教育是我国终身教育体系和老龄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全面落实《规划》明确的各项任务,提出以下建议。

  1.建立健全老年教育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根据《规划》要求,建议在国家层面成立由教育、组织、民政、文化、老龄部门牵头的老年教育领导机构,定期以联席会议等形式研究解决老年教育发展中的重点、难点、热点问题;指导各地方政府在党委的领导下建立相应的老年教育统筹协调部门,明确相关职能部门的工作职责,从顶层设计上强化老年教育工作的领导体制,加强老年教育的组织实施。

  2.推动老年教育纳入基本公共教育范畴。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的通知》要求,建议在“基本公共教育”部分的“继续教育”重点任务中,逐步将“普惠性老年教育”纳入地方性基本公共教育的服务清单。

  3.鼓励各级各类学校以多种方式支持和参与老年教育。中小学、职业院校、高校应该主动为老年人学习提供服务,如中小学优质的数字化学习资源、职业院校的实训场地、高校的人才资源等,为老年教育提供服务。

  4.建议教育部将高校参与老年教育纳入高校建设的整体规划,作为评价高校承担社会责任的重要依据。鼓励高校积极兴办老年大学,为本校和周边社区老年人提供学习服务;面向社区老年人开放通识类课程随堂听讲;开展老年教育理论研究。

  5.吸引优质社会资源向老年教育开放。打破围墙,整合社会资源,拓展老年学习途径。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鼓励各单位、各行业的优质资源充分向老年人群开放;在保障老年人基本公共服务基础上,适度引入市场机制,开设面向老年群体的国学、艺术、人文类的高端培训,满足不同老年人的学习需求。

建立全国性中医文化博物馆势在必行

吴焕淦 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上海市委原常委,上海市针灸经络研究所所长

  中医历经千年发展,近代中国出现了一大批代表人物,在我国中医药学的发展历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目前,国内有上海中医药大学博物馆、益大百草园等为数不多的中医药场馆,对中医文化的宣传和弘扬力度还有待加强。

  中医文化的发展和创新是中医药发展和现代化的必要途径。挖掘中医文化的内涵、构建中医文化传承体系、打造中医文化传播平台、推动中医文化健康养生文化转化创新、完善中医文化建设机制是促进中医药现代化和国际化的重要任务。

  为此建议,应当建立全国性的中医文化博物馆。在各省市建立中医文化博物馆,通过收集整理中医散佚的文物文献、挖掘传承于世的名方和秘方、中医实践观察方法、知识体系、传统中药炮制工艺、各家中医文化的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形成学术专著,建立专门档案等形式,成为弘扬与传承中医文化的重要基地,这将扩大中医文化的影响力,有效促进中医文化的传播和继承,加快健康中国建设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