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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严自律,从严治党,全面提高党建工作水平
2016年7月28日
    

民进中央副主席、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民进上海市委主委  蔡达峰

  民进上海市委坚决支持中共上海市委和纪委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是“全面从严治党”的一部分。“全面从严治党”既要抓苍蝇老虎,更要全面从严加强党的建设。就此我讲两点认识。

  第一,“从严自律”要成为广泛共识。“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从整治不良风气着手,加强纪检,形成震慑,并快速推进党纪党规建设,接连颁布了“八项规定”、《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试行)》等一系列规定,把“从严治党”的精神贯彻到制度建设中,以严格的制度促进和保障“从严”管理。

  党的建设,需要制度建设与思想建设协调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既要制度“从严”,还要思想“从严”。现在来看,党纪党规是否能严格地贯彻执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党员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的思想认识水平。表面上看,对于“该不该从严”的问题,大家似乎都不会表示异议,但这并非表明对“从严”管理有了一致的意愿。对于具体措施上“该不该这么严”、具体实行中“敢不敢这么严”等问题,每个人内心或许都有自己认同的尺度。私下接触中不难发现,对于中央的规定,有些党员干部缺乏完整的了解,或没有通读过,或没有听说过,甚至不屑去了解。这里有各种想法,或许以为“从严”是全体性的要求,不是针对自己;或许以为“从严”是阶段性的措施,遏制一下腐败势头,很难解决普遍的问题;或许以为“从严”是观念上的倡导,很难切实执行;或许以为自己没有什么严重问题,“从严”轮不到自己;或许以为自己劳苦功高,应该得到特殊待遇,而不是太苛刻的约束;或许以为自己的问题经不起检查,希望维持“不严”的局面;或许以为“从严”会影响人际关系,何必大家过不去。总之,不想“从严”、不敢“从严”的心态是客观存在的,有意无意地回避或抵触“从严”乃至顶风违纪的现象还将存在,“从严治党”面临着心理上的障碍,思想建设工作还要需要提高能力。

  人的行为表现,受自律与他律的共同作用。对于社会而言,党的制度就是党的自律。党要发挥领导作用,党风要引领民风,党的自律就要高于他律,党纪要严于法律,这是党组织“从严”自律的基本要求。党的制度至少要使党员“不敢腐”,党的思想建设至少要使党员“不想腐”;对于党员而言,党纪党规是他律,国家法律法规、社会公德规约也是他律。党员的自律要以党纪为标准,付出要比群众多,私心要比群众少,言行要比群众规范,这是党员“从严”自律的基本要求。党员应该以能够拒腐反腐为自律,“不想腐”和“不敢腐”只是底线,不算“很严”。

  同时也要看到,自律和他律是对立统一、相互作用的,经常处于对抗、调整和转化的状态中,并不截然区分。一个组织中的成员,或一个社会中的组织,自律与他律的水平总有差异,或自律落后于他律,或他律落后于自律。他律有时强于自律,使自律作出调整。自律有时强于他律,使他律失去作用。人们的行为标准和方式,总是在内外作用下发生变化,“不敢腐”会转化为“不想腐”,“不想腐”也会转变成“敢于腐”。“从严治党”必须在自律与他律上都“从严”要求,才能形成“不能腐”的整体效果。

  所以,党委在落实党纪党规的过程中,首先要针对“想不想从严”的问题,加强思想建设,坚持党内学习教育制度,在党员中开展党纪党规专题学习教育活动,把近年来颁布的党纪党规以及有关解释,汇编成册,人手一份,尽可能广大党员尤其是在职的党员、党员干部都能通读一遍,尽可能把“全面从严治党”的道理讲透讲实,使广大党员充分理解“从严”的意义,接受“从严”的要求,提升自律,增进共识,减少置身度外、心存侥幸、藐视对抗的心理,进而共同参与“从严”管理,为党的制度建设和执行形成最大共识和合力。

  第二,“从严治党”要成为共同责任。“全面从严治党”,就是各级党委层层落实主体责任,“从严”管理自己,“从严”管理下级,“从严”管理党员,上下协调推进,带领全体党员共同进步。《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规定:“党的地方委员会必须认真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书记必须履行抓党建第一责任人职责”。党委要履行好主体责任,党委书记要履行好第一责任人的职责,从自律上说要有“从严”的勇气,从他律上说要有“从严”的规则,两方面要协调配合。

  诸多因素干扰着党内的“从严”管理,导致失之于宽,失之于软,失之于松的现象。其中,世俗的“情面观”是很普遍且难以摆脱的因素。在这种观念中,人际关系关乎个人利益,既要依赖,又要防范,有着很复杂的功利性。搞好人际关系,就是从自身利益出发,趋利避害,如不能亲密无间、互通有无。也要尽量避免得罪人,维持表面上的融洽,彼此留点面子和机会。除非在极为必要或安全的情况下,不主动接受批评或批评他人,不当面或公开交换意见,批评的意见和坦诚的姿态往往不被认为是表示信任和善意。这种观念有深厚的社会关系和传统文化基础,差不多也成了大众的自律,渗透在各种组织的人际关系中,把私人关系看得比集体关系、组织纪律更重,影响着组织的思想、制度和作风建设,包括制度的“从严”制定和“从严”执行。比如,在监督制度的执行中,对被监督和监督都深有顾虑。领导干部之间拉拉袖子、当面提醒、相互约谈,怕被误解为别有用意。向党组织反映情况,怕被误解为不讲义气的打小报告。举报和投诉,怕被误解为是不道德的背后告状,“从严治党”经受着“情面观”的挑战。

  “全面从严治党”,党委要有更大的勇气,坚持按组织要求处理人际关系。领导班子要敢于“从严”管理自己,就要建立健康的人际关系。书记要敢于“从严”管理领导班子,就要敢于得罪人。如果书记和班子顾虑重重,在大道理和小道理之间犹豫,甚至按大道理说,按小道理做,自然就严不起来。同时,“全面从严治党”,党委需要得到支持和配合。不同层级的党委,所处的外部环境不同,对“从严”的理解和执行也会相对不同。一般来说,越是基层的党组织,内部关系越紧密,外部影响越直接,“从严管理自己”受到的人际干扰也越多。所以,各级党委在“全面从严治党”中的主体责任,不仅指加强自我管理,发挥表率作用。还包括加强对下级党委的支持,发挥领导作用。

  在贯彻落实《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党组工作条例》在中,中央要求各级党委研究制订相应的实施意见,这是很重要的任务和机会。建议市委“从严”加强他律,针对基层党委“从严”管理中的思想顾虑,制订详细的规则,行为情节越具体,管理责任越明确,制度约束越刚性,基层党委在执行中就越容易排除干扰,越能避免随意。比如,在“基层党建工作述职评议考核制度”的建设中,市委可以规定书记在收到干部问题的来信来访后,必须要求当事人作出书面解释,必须与当事人谈话,必须在班子会议上报告等等。再如,在“常委会向全会和上级党委专题汇报党建工作”的制度中,市委可以对报告的内容和程序等作详细规定,除了报告成绩以外,也可以报告基层党委中普遍的问题和困难,还可以报告改进的意见和措施等。同时,还可以向下级党委的报告作出同样的规定,并明确市委接受处理的做法,包括市委对下级党委的评价和建议等。使制度建设更针对自律的弱点,提高强制性。使思想建设更针对他律中的难处,提高自觉性,进而提高“全面从严治党”能力和党建工作的水平。